李雪涛：误解的对话

作者：谭洪安 | 发表时间：2014.12.22

刊发于总2090期《中国经营报》[境界]版 0条评论被309次查看收藏

        1962年，年轻的荷兰汉学家许理和（ErikZürcher,1928年~2008年）在莱顿大学（欧洲最具声望的高等学府之一）发表教授就职演讲，题目是“误解的对话”（Dialoog der Misverstanden）。他刚出版不久的博士论文《佛教征服中国》，此后半个世纪里，成了研究中古时期中国社会史、宗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必读经典。
        2014年，曾留学德国八年、取得另一欧洲名校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李雪涛，出版了一本有关“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的新书，名字也叫《误解的对话》。巧合的是，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他，研究方向之一，正是中国佛教史。
        许理和一生都在关注文化冲突的主题，即“当东方遇到西方”时中国的各种反应。李雪涛则相信，我们所期待的所谓对“他者”的完全理解，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对话从误解开始，且往往贯穿始终。

理解源自远方

        在推荐《误解的对话》一书的书评里，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兼诗人顾彬（WolfgangKubin）写道：
        “所有的理解都是一种源自远方的理解。这说明，如果有距离感的话，外国人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反之，中国人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外国。”
        顾彬是李雪涛在波恩大学求学时的导师，以常常发表对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现象的尖锐评论而闻名。身为弟子，李雪涛对老师“远距离”的观察深有同感。他说，我们的外宣机构口头禅之一，是“要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言下之意，即“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中国”，但真的如此吗？
        大约两年前，他给自己的博士生开了一门“全球视阈下的中国近代史观念”的研讨课，讨论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个重要的观念，中国革命史学者怎么看，美国中国学创始人费正清怎么看，还有日本和德国学者怎么看，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们觉得以前认为确定无疑的史实，都不那么确定了。
        李雪涛说，20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陆好几代中国人对近代史的认识，大多来自于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类正统教科书的灌输，那种历史描述背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其他力量的作用。
        他解释道，单一知识来源往往会削弱人们的判断力，对所接受的知识保持适度怀疑，可以说是文化研究者在检视权力关系时应该持有的态度。
        “当只有一个观点来源时，人会变得偏执。”他的结论也有几分哲学意味，“任何唯一正确的描述和定义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们需要确立解释系统的多样性。”
        李雪涛还举了一个例子：德国驻华大使馆会不时给他寄来一些关于德国历史和文化的书籍，往往不是德国人自己写的，而是出自英、美、法等其他国家作者笔下，书中从基调到内容，通常都是批评性的，德国人却认为写得不错，要主动跟大家分享。
        批评和讨论，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他们注重设置议题，没想过控制结果，中国人则习惯敬畏权威，依赖“英明决策”。李雪涛认为，这恐怕就是当代中国总感觉遭遇外界“误解”而坐立不安的根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误解的对话》一书读后感中的这段话，或许可以作为另一个注脚。他说：
        “我仿佛有一种进入凡尔赛宫镜厅之感——自己在一面面镜子里，但不同角度的镜子所显示的我又是如此多样化。我们可以看出自己习焉不察的某些面相，同时也可以看出被镜子扭曲了的形象。”

全球史从汉学出发

        2014年年底，回国任教十年之际，李雪涛牵头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恩师顾彬以及欧洲、日本汉学界一些有分量的学者，专程前来道贺。
        在波恩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时，他主修汉学，副修比较宗教学和日耳曼学，回到母校北外后，主要钻研德国汉学、德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史。乍看之下，他跟全球史学术领域完全不搭界，为什么会贸然闯入呢？
        李雪涛笑言，如果学界同仁有这样的疑问，那只能说也是一种“误解”。他说，首先，无论是研究汉学还是佛教史，本身就涉及中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纯粹的‘中国史’，所谓‘中国史’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应视作全球史的一部分，它们是不断互动融合的一个整体”。
        比如，有一个学期他跟学生一起读美籍德裔人类学家艾伯华（WolframEberhard, 1909年~1989年）的名著《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发现很多貌似很“中国”的民间故事，追根溯源，原来是从中亚或印度的母题传播演变而来的。许理和所论述的佛教在汉晋之际传入和“征服”中国的数百年历程，是又一个更为典型的不同地区文化互相融合的例子。
        自公元1500年前后起，即西方所称的“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东方，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为代表的一批批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有过相遇，也曾尝试对话，希望消解中国知识分子对天主教的“误解”，虽然结果并不理想。他们中不少人，充当了早期的汉学家，反过来向西方传达关于中国的信息，客观上也推动了古老的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五百年，直到今天。这才有了福兰阁、傅吾康、许理和、罗哲海、白乐日、卫礼贤等一连串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物（均为《误解的对话》一书中关注的汉学家）。
        敢于从埋头研究了十多年的汉学向全球史“惊险一跃”，李雪涛的底气，大概也就在此吧。

佛陀与人生

        许理和当上莱顿大学汉学教授后三年，李雪涛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普通教师家庭。那时“文革”刚刚开始，父母忙于工作和学习而无暇照顾孩子，年幼的他由奶奶照看。自记事时起，他就常常想：为什么我是我？为什么我在这里？为什么我是爸妈的孩子，却不能跟他们一起生活？
        一直到上大学考进了北外，因为偶然的机缘，李雪涛接触到佛经，才发现佛陀所思考的，也是诸如此类人生最基本的问题。求学德国期间，他读到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的书。
        这位他深为景仰的大哲学家（他正在主持翻译雅氏《文集》中文版）说过：佛陀之所以对普通人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因为他是人不是神，也是在陆地上行走，而不是在天上飞，如果他是神，在天上飞，完全摆脱了人的种种烦恼，我们就不会跟他有那么多共鸣了。
        在李雪涛看来，尽管今天人类的科技很发达，各种知识体系也很发达，但是人生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没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我们所思考和面对的，本质上跟两千多年前坐在菩提树下苦思冥想的佛陀，没什么两样。
        《金刚经》是他最常诵读的，其次是《六祖坛经》。除了研究中国佛教史，以及借助佛经更好地领会德国哲学外，他还承认，佛陀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渗透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自从2004年回国后，每年至少有一两个月时间，李雪涛都要设法离开喧嚣的北京，通常是到德国或欧洲其他地方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呆一段，放缓脚步，反省一下自己。
        他说，德语里的“Bildung”，可译为教育，他多译为教养，它的本意则是“形成”。有时候人们会误解，教育自然会形成教养，令人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他见过不少知识与人格不相匹配的例子。
        这位将届知天命之年而仍然进取不已的学者说：
        “我读佛经，研究哲学，思考历史，不仅仅要接受教育，学习知识，还希望努力成为一个思想境界更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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