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西方”是如何被发明的——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大西洋同盟的构建

    4月19日下午，“全球史与中国2017”系列讲座第3讲（总第33讲）在图书馆三层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西方”是如何被发明的？——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与大西洋同盟的构建》的讲座。我校各语种专业的百余名师生共同聆听了讲座，并与王立新教授进行了热烈讨论。讲座由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王立新教授首先分析了“西方”的概念。他认为，不同国家理解的西方有不同的含义。从地理意义上讲，“西方”包括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文化和政治意义上讲，“西方”是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共同体（大西洋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不是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被塑造的。

     王立新教授以“克雷弗可之问：我们（美国人）是谁”为引子，探讨了美国国家身份构建的过程。国家身份是“想象出来的自我”，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国家身份的建构性质决定了国家身份并非是静止的，而是变化的。一个国家会根据自身的变化、环境的需要和不同“他者”的出现对“自我”进行重塑，从而使国家身份发生改变。作为一个没有统一的族群特性，缺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又以反叛的方式进入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我们是谁”、“我们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是美国经常要面对和回答的问题。美国大学“西方文明”课程的开设，也推动了“西方文明”话语的构建。“西方文明”的成就和独特贡献包括民主制度、法治、个人自由、普遍人权的观念、科学和技术发明、宗教宽容等。美国在构建自身身份的过程中，极力强调例外主义，特别是与欧洲的差异性，突出大陆主义与欧美之间的对立。对外则强调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独特性（uniqueness），它决定了美国在世界舞台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全球地位的提升，特别是“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使美国成为拯救西方文明的核心区。二战以后，跨越大西洋地域空间的“大西洋同盟（Atlantic Alliance）”逐步构建完成。

    全球史研究院顾彬教授最后对讲座进行了简单的评议，发表了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见解。现场的多位教师和同学还意犹未尽，继续与王立新教授就美国国家身份、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

                                                                 （全球史研究院  潘瑞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