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外来文化的摄取”学术研讨会暨《外来文化摄取史论》新书发布会成功召开

    家永三郎（1913-2002）的《外来文化摄取史论》（大象出版社，2017）着墨日本摄取外来文化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反思，是《全球史与中国》丛书出版的第一种书，该丛书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编，还会陆续出版全球史与中国论题的相关书目。北外全球史研究院联合大象出版社为这本书的出版举行新书发布会，并以此为契机，邀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等机构的学者一同讨论全球史与外来文化的摄取问题。会议由李雪涛教授主持。

    这本书由靳丛林和张福贵两位教授领衔翻译，作为两位教授师兄弟的赵京华教授，转达了靳丛林教授对北外全球史研究院的致谢，并指出这次重新整理翻译再版，对于当下理解中外跨文化交流十分重要。他指出，这本书作于二战后期（1943-1945年），在1946年问世。显然有其日本国史的关怀，与现在的全球史视野有些不同的是，《外来文化摄取史论》是立足日本国史来讨论外来文化的摄取，作为历史学家他当然有现实关怀，这一点可见于后来关于日本教科书的“家永诉讼”的事件。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讲到“在与邻居吵架时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个人”，同理，接触外来文明时的反应能更好地理解一种文明，因此，外来文化的摄取问题首先是如何面对外来文明的问题，更是如何在世界文明中自我定位的问题。外来文化的影响和互动恰恰是全球史的重要内容，全球史观能够很好地理解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的互动与共生。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就讲：“与外来者的交往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欧亚共生圈的形成和发展，直至囊括全球。”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面对西学，只是“拿来主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策略选择，而没有像日本思想家那样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无论之于西学还是日本的西学摄取，当今国人都需要澄清和学习。借助全球史关照下的互动理论，外来文化摄取将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与方式。

    曾荣获2016年中国政府友谊奖的顾彬（Wolfgang Kubin）指出了作为一种文明的中国概念，在这一意义上讲，“内”与“外”的分野当然不是种族和血统的分野，在某种意义上，研读孔孟老庄的顾彬本人是中国人而非德国人。

    北京大学的王颂教授指出家永三郎提供了日本吸取外来文化的长时段史论考察，只有“和魂汉才”才有后面森有礼所谓的“和魂洋才”。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佛教文化的摄取是重要内容，不懂佛教也不太容易深入理解日本文化。王锦民老师则强调，相比之下，中国接触西学百余年，但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还须深入，譬如现在尚不能区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西方文明中的不同意涵。

    中科院大学的王扬宗教授由日本外来文化的摄取转入关于中国的若干思考，提到最初了解西学的过程其实主要是关于科学的摄取；明清时期面对西学的问题十分紧迫而重要，逼迫康熙帝本人也牵涉其中，做一了断。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指出，家永三郎最初成名是他的日本上古史研究，之后顺流而下，转入日本近现代史的外来文化摄取研究。有了这一背景，可以看到他立足日本国史的跨文化研究；这正是全球史视野下外来文化摄取的题中之义，全球史不是一个空洞的全世界研究，而是把研究对象置于一种跨文化、跨文明的互动过程中来理解，从而使研究对象得以“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