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碧士：教学与研究——19 世纪德国大学的学生、教授和科学

    2018年5月2日下午，应我院邀请，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医学博士、哲学博士腊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在图书馆三层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师生带来了题为《教学与研究——19 世纪德国大学的学生、教授和科学》的讲座。这是“全球史与中国2018”系列讲座第4 讲（总第52讲），本次讲座由我院院长李雪涛教授主持。
    讲座开始前，李雪涛教授介绍了近代世界大学起源于德国普鲁士的三所大学，分别是柏林大学、波恩大学以及现在波兰的费罗茨瓦夫大学，并介绍了腊碧士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医学社会史，健康、医学以及社会转型，公共健康和医院事业的社会史。
    腊碧士教授首先对“实用性精英人才”作了简要介绍，这些实用性人才经过专业化训练，具有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和技能，能满足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和机构的需求。在中国古代，汉朝的时候就有类似这样的机构培训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与此同时在欧洲也有这样的人才培训中心。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深受古希腊博雅教育的“七艺”（liberal arts）影响，即天文学、几何学、算术、语法学、修辞学、雄辩术和音乐，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一名社会成员只有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有效履行他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大学是一个由老师和学习者共同组成的小型社区，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对课程和研究目标以及授予公认的学位都可以自行定义和实施。欧洲的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其传统结构及在世界各地获得的科学成就，使它获得普遍的有效性。
    其次，腊碧士教授讲解了欧洲大学诞生的自由与矛盾精神，大学和城市是欧洲文化的特质，指出有体系的轴心时代要求人们清楚自己在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因而人必须有意识的在三组思想中定位自己，即与他们自己和他们同胞的关系（社会理论、国家理论、人文学、伦理学）；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关系（哲学、自然科学）；以及关于这些思想体系最终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联系起来（信仰、宗教）。世俗规则必须接受城市的开放空间和自由公民身份，宗教世界则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发现通往大学的世俗真理之自由。文艺复兴之后，世俗化发展出了社会和国家法律关于个人的人权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思想，这种思想没有假说，只有真理本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城市和大学都是从相同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因而在自由精神中它们是一对“姐妹花”。
    接着，腊碧士教授以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大学改革为例，介绍了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理念。洪堡的思想主要有三个关键点：研究与教学的统一性、为纯真理服务、以形成自由人格为目标，并列举了约翰·缪勒（Johannes Müller）、约翰·卢卡斯· 舍恩来因（Johann Lucas Schönlein）、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三人的科学研究成就。
    最后，腊碧士教授提出了对当今大学的展望。大学给思想和人才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机会，人才只有在优质且开放的教学空间才能发展，因此目标是必须让老师和学生在当下的研究情景中接触。从历史上看，这是19 世纪后半叶德国大学知识“爆炸”的关键，思想只有在无目的的研究空间中才能发展，研究中的新思想是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的。同样，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和偶然性，教学研究特别是学习研究中的新人才才能展示并证明他们自己，新思想和新人才都是自我引导的重要过程。事实上，新思想和新人才能够通过自己得到发展，这种自主的状态和自主的教学研究过程是使一个大学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条件，大学一定要为那些没有符合外部标准，或者不需要外部标准来衡量他们出色成就的人提供空间。换言之，孤独的思想家和孤单的古典实验者必须在大学里拥有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