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庄超然
2015.11

                                作者：[ 加] 卜正民
                                出版社：北京：中信出版社
                                书名：塞尔登的中国地图
                                副标题：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原作名：Mr. Selden’s Map of China
                                原副标题：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
                                译者：刘丽洁
                                出版年：2015-8
                                页数：252
                                定价：42
                                装帧：平装
                                ISBN: 9787508653532

        正如作者卜正民在他书中所提到那样，古老的地图很难占据报纸头条。同样地，一幅17世纪早期的中国地图值得人们去关注吗？《赛尔登的中国地图》也许可以回应这种疑问。
        卜正民（Timothy Brook, 1951- ），加拿大汉学家，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历史教授。上世纪70 年代，他曾在中国留学两年，上过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1977年，在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 的安排下参与过《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七册的编写。卜正民著述颇丰，他的作品大多故事性很强，读起来很有趣味。广受好评的《维梅尔的帽子》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塞尔登的中国地图》也延续了这种以全球视角考察人与物的交流、互动的历史书写风格。该书原版于2013年由纽约Blommsbury 出版社出版，书名为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中译本则由中信出版社于2015年9月推出，书名改为《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
        实际上，就地图本身而言，故事并不复杂。这幅中国地图曾被17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海洋法先驱约翰· 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拥有。去世后他的书籍等收藏被捐给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后来，一位图书馆负责人曾研究过这幅地图，但是再往后，地图再也没有找到读者——直到2008年它重新被发现。不过除了弄清地图的来龙去脉之外，卜正民更在意的是这幅地图背后的故事。毫无疑问，地图以图形的方式直观地反应了某一时代人们的地理知识，它是人们对于特定时空的认知的结晶。作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意在展现塞尔登地图绘制的那个时代的世界。
        不过这个考察源于一次偶然发现。2008年，卜正民接到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东方部主任何大伟（David Helliwell）的通知，第一次见到了重新被发现的塞尔登地图。地图的尺寸、视觉效果令人震撼，它内容丰富，构图精美。经过了简单的查询，发现这幅地图是在1659年，被一位名为“约翰·塞尔登”的律师。很快，作者就发现塞尔登地图的特殊之处：首先，它比同时代的地图覆盖了更广的地理范围。其次，其次地图所描绘的各地区关系的处理也并非同传统中国地图那样以中国为中心，而是以南海海域为中心。最后，地图的描绘体系也区别于传统中国地图。另外，它对当时南海航线的描绘，在同时代其他地图是找不到的。卜正民敏锐地意识到这幅地图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由一幅地图，一个人名为开端，追寻的旅程开始了。
        为了揭示塞尔登地图背后的秘密，卜正民从三个层面展开研究。他在第二、三章，考察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也就是约翰· 塞尔登收藏地图的时代背景。第四、六章，来到明代中国的周边海域，搜寻当时中国与欧洲建立的贸易网络。第五、七章，进入到塞尔登地图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通过参考其他地图、文献，尝试还原这幅地图的绘制过程。
        塞尔登为何收藏了这幅中国地图？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到17世纪的欧洲。塞尔登，当时欧洲最为博才多学的学者之一，法学家、历史学家。同当时很多人文主义学者一样，塞尔登研究兴趣广泛，对东方的语言、文化尤感兴趣。另外，他也关注政治事务，他曾作为议会特别委员会成员参与弹劾英国国王查理一世（1600-1649, Charles I of England）。不过，塞尔登最重要的作品要属出版于1635年的《海洋封闭论》（Mare clausum）。在这本书中，他声称，海洋并非公共所有，而是如同土地那样可以成为私人财产。因此，大不列颠国王有权要求其周边海域作为大不列颠国的一部分。这部著作实际上针对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的《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1609）。与塞尔登相反，格老秀斯主张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对海洋行使排他性的管辖权。任何国家的船只，出于开展贸易的需要，可以在所有海域中自由航行（31 页）。《海洋自由论》则是一封对葡萄牙的战书。因为葡萄牙根据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声称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无权派遣船只前往东印度海域。
         尽管《海洋封闭论》与塞尔登地图没有直接联系，但卜正民指出，《海洋封闭论》引用了大量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原文内容，这似乎表明，塞尔登本人相信来自东方的知识的价值。这样想来，尽管不懂中文，他收藏一幅中国巨幅地图并不意外。
         塞尔登去世后，地图以及他的其他书籍手稿等收藏品一同捐赠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然而没过多久就等到它的另一批读者：时任海德博德利图书馆负责人的托马斯· 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和来自南京的沈福宗（Michael Shen Fu-Tsung，1657-1692）。1681年，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奉召向罗马教廷陈述康熙皇帝对“仪礼问题”（Question des rites）的立场并争取教廷的支持，改信基督教的沈福宗受邀与柏应理一起前往欧洲。作为最早一批达到欧洲的中国人，沈福宗的到来一时间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在法国，他成为太阳王路易十四（Louis XIV of France，1638–1715）的座上宾。后来他又前往英国，受到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 of England，1633-1701）的接见。在牛津他遇见了海德，并帮助海德编篡博德利收藏的中文典籍目录。海德十分热心于学习东方语言，他从沈福宗那里学了一些汉语，并且，他们两人还一起对《塞尔登地图》进行注释。然而时代改变了，到了17世纪末，东方逐渐变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不再是学者们讨论的严肃话题。塞尔登地图也同样被人们遗忘。
         接下来，作者查找史料试图弄清，塞尔登地图如何被运到英国？很容易联想到东印度公司，因为它自1600年左右创立开始就积极涉及与亚洲贸易。档案也确实证明了这点。名为萨利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当时负责在亚洲的具体贸易事务。是他从一名无法归还欠款的中国商人那里得到了塞尔登地图。这些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除了英荷葡等欧洲国家，中国实际上也在亚洲海域的贸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尽管明代中国政府多数时间采取海禁政策，但是在民间，商人们还是很乐意参与到海上贸易。塞尔登地图也可以提供证明。在地图上，卜正民发现了经过南海海域的航线，这表明当时中国商人有着比较稳定的贸易线路，也体现了当时南海是一片充满活力的海域。更不用说，我们知道，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实际上是明末清初之际东南沿海最大的海上势力。
        那么地图又是如何绘制的？因为这幅地图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地图。它似乎融合了中西地图绘制方法。这就启示我们应该从当时航海知识和绘图知识的背景出发，来还原塞尔登地图问世的原因。就明代中国而言，这一时期航海知识和地图绘制还是取得一定的进展。比如张燮的《东西洋考》，郑和航海图，罗洪先《广舆图》、章潢《图书编》中的“四海华夷总图”等。而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绘制出版地图集也成了一门比较时兴的行业。而随着欧洲人地理知识与地图绘制技术的进步，地图也变得越来越精确。这些因素实际上成为塞尔登地图绘制的基础。因此，卜正民总结了塞尔登地图的几个特点：中国信息依据当时的其他地图。相比同时代中国地图更准确，范围也更广泛。另外卜正民认为塞尔登地图实际上首先是一幅航海图，因为它首先绘制了南海海域的航线，然后才补上其他地貌信息。还有塞尔登地图的作假存在一种固定模式。这表明虽然借鉴了欧洲地理、地图知识，中国绘图师的视域还是存在盲点。因此他们通过想象补充他们不熟悉的地域。最后根据萨利斯在商业活动记录，卜正民推测，这幅地图可能绘制于1608年左右。
        尽管作者将本书受众定为成普通读者，但卜正民的研究无疑是严肃的。这本书是他全球互动视野和亲切、轻松的叙述手法的又一次尝试。同时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它从历史角度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目前中国海洋认知的新观点。

 （庄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