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作者：[ 德] 尤根·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 出版地：中国台湾：左岸文化出版 书名：亚洲去魔化——十八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 译者：刘兴华 出版时间：2007 年 页数：540 页 装帧：平装 ISBN：9789867174611

一

    本书作者奥斯特哈默尔（Jürgen Osterhammel，1952-），是全球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作为早年的代表作，本书以18 世纪下半叶欧洲人眼中的亚洲为中心，重点关注了不同领域中的亚洲形象及其文化范式之转换。作者在前言中便强调了这一文化范式转换的历史影响：从18 世纪至今，“在对非欧洲文化的适当理解和体现方面，并未持续取得进展，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等学说使非西方世界陷入长期的黑暗”。欧洲对亚洲的文化傲慢直到20 世纪下半叶，随着亚洲的经济崛起以及西方的相对没落，才逐渐消失。文化范式的转换时期便是19 世纪初极具关键性的“分水岭时代”，而这一切发生的前提便是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亚洲的“去魔化”。
    本书探讨的内容发生在19 世纪欧洲中心主义盛行之前的时期，即西方的启蒙运动时代。当时的欧洲通过对亚洲大陆的开发和国情研究实现了对亚洲的所谓“去魔化”，意味着一方面对之前亚洲相关认识的多样性和神秘感作出澄清，另一方面也对亚洲获得了一种更加理性的了解。正如奥斯特哈默尔所说：“去魔化不仅取走了一直以来被视为所有宗教和文明发源地的这一大陆的光辉，还有它的魔力”。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作者意图证明，欧洲18 世纪中叶开始写作和出版的那一代人，第一次将眼界扩展到全世界。

二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知识之路”（Wege des Wissens），主要讲述18 世纪下半叶欧洲知识界获取亚洲知识的各种途径；第二部分题为“当代人和历史”（Zeitgenossenschaft und Geschichte），对所获得的具体知识进行分类和深入的阐释。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首先从“亚欧之间的界限、均衡和等级”出发，以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为例，讲述了亚欧文明在地理上交汇、碰撞的历史，进而引发对“亚洲还是最重要的大陆吗”的思考。亚洲作为世界多种文明的发源地，一直在文化和经济上占据着优势，这种情况在16、17 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后才开始发生转变，到18 世纪末欧洲知识界普遍认为，“欧洲和亚洲存在一种竞争关系，显而易见，亚洲已经输了”。与此同时，一种“泛欧洲的全球化”开始在欧洲知识界盛行起来，并成为后来欧洲中心主义的先导。
    在“变换角度：欧洲自由心证的表现空间”一章中，作者以文化转移、殖民主义、种族中心论等概念为核心，呈现了欧洲向亚洲的早期扩张情况：欧洲通过商人、军队、传教士和专业旅行家向亚洲传播欧洲文明，其效果却十分有限，仅在殖民地地区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中国、日本、穆斯林国家都遭遇了阻碍。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兴起的文化转移、世界主义等概念已经为欧洲知识界对亚洲的“去魔化”做好了理论准备。
    “旅行”一章列举了18 世纪欧洲著名的旅行家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近东地区所做的旅行。奥斯特哈默尔特别指出，当时真正自费的旅行家只是个例，绝大多数都受到了大型组织的资助，包括运输公司、宗教团体、乃至国家政府。关于政府的资助，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和俄国，旅行家的行为往往出于政治的目的，他们的旅行报告成为日后欧洲向亚洲扩张的重要参考资料。
    与当时为数不少的欧洲人去亚洲旅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亲身前往欧洲的亚洲人屈指可数，因此，欧洲人对亚洲的印象几乎只能通过在亚洲旅行来构建。“相遇”一章从微观层面关注了18 世纪在亚洲旅行的欧洲人的具体活动。作者以托马斯·曼宁（Thomas Manning，1772-1840）为例，讲述了他旅行的劳累、失望和灾难，以及学习汉语的过程和困难。
    除了旅行家的报告，还有一些作家并未亲自去过亚洲，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分析亲历者的报告。在“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亚洲为经验”一章中，这些人被称为“耳证人”（Ohrenzeugen）、有疑问的阶级（die fragende Klasse），他们的兴趣在于通过资料探究亚洲文明的历史和人物，通常不带有任何偏见，并且运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最后还以中国制图学为例，阐述了亚欧科学研究的合作历史。
    “报道、出版、阅读：从经验到文字”一章中，作者概括了18 世纪欧洲人获取亚洲知识的最主要途径——游记的性质、文体、类型和翻译等问题。至此，欧洲知识界获取亚洲知识的途径得以明确：从最初的印象到公开出版的游记，再到欧洲民众的阅读经验。
    在第二部分中，作者首先从“历史的基本力量：草原战士、征服者、篡夺者”一章出发，以阿提拉（Attila，406-453）、帖木儿（Timur，1336-1405）和纳迪尔沙国王（Nadir Schah，1736-1747）为例，认为游牧民族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仅对亚洲、而且对全人类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18 世纪的欧洲人而言，游牧民族是一种非文明的、以入侵文明世界为目的的野蛮力量。“野人与蛮族”一章对“野蛮”的两种不同形式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前一章所述游牧民族的“野蛮”，另一种是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具有攻击性的、仅作为人种学研究对象的“蛮族”，后者主要用于指代18 世纪的亚洲国家。以“蛮族”统治的清朝为例，中华文明在康熙年间经历了一段繁盛时期，因此，18 世纪的欧洲人视康熙帝为一位卓越的亚洲帝王：一位和平的“蛮族”皇帝。
    “真假暴君”一章介绍了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1689-1755）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沃尔尼伯爵（Comte de Volney，1757-1820） 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去神秘化和去魔化。在此基础上，奥斯特哈默尔分别阐述了18 世纪印度、中国、奥斯曼帝国的专制制度。沃尔尼伯爵是深受作者推崇的一位学者，他于1787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埃及和叙利亚的书很快成为当时的经典专著。
    除了基本的“形式”——专制制度，各个亚洲国家还需要统一的“规则”使社会能够正常运转。在“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一章中，作者叙述了亚洲社会运转“规则”的多个层面，包括：城市生活、奴隶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等等。其中，孟德斯鸠的观点尤为引人注意，他所强调的亚洲社会的三要素——法令、风俗和礼仪在中国都得到了体现，正因如此，中国对外部世界而言几乎无懈可击。
    作者将“女性”专列一章进行叙述，是因为受到了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启发，后者在其著作《风俗论》中写道：“我们和东方国家的所有差别中最大的在于我们对待女性的方式”。 作者进而描写了女性在不同亚洲国家的地位。
    随着18 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亚洲的深入了解，以及对亚洲知识的“去魔化”，亚洲与欧洲的平衡关系最终在19 世纪初发生了逆转。最后一章“时代转折：欧洲中心论的兴起”总结了欧洲知识界眼中的亚洲由“阿拉丁的宝库”，到“发展中国家”，再到退化、停滞的形象的历程。

三

    作者对亚洲知识的获取和阐释这两部分内容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感到有些吃力，一些文人及其著作同时出现在两部分中，比如沃尔尼伯爵的例子，故而给人留下略显随意的感觉。然而，考虑到作者必须攻克大量的历史资料，已实属不易，从参考文献里的724 部著作便可见一斑。
    在18 世纪末，欧洲人普遍对亚洲的论调是：“亚洲人庄重、严肃，好为人师而不轻率；亚洲必须被加以管理和教导，经济上有利可图，学术上用于研究；启蒙时代充满活力的欧洲从此将挑起白人自己的重担。”全书在这一充满遗憾的结论中划下句点。
    总体而言，本书行文轻松愉快、充分挖掘并整理史料、而又极富启发性，同样对20 世纪末以降的亚洲旅行家和研究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文 罗颖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