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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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伯重
出版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出版年份：2017
页数：407
定价：49
装帧：精装
ISBN：97871080567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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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一书是中国经济史学家李伯重教授的又一力作。李教授担任香港科技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加州理工等多家国外名校客座教授。著有《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多视角看历史：南宋后期至清代中期的江南经济》《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等。李教授过去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重点是明清江南经济史。《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写作缘起于李教授近期研究的转变。在这本书中，李教授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史拓展到了政治史、社会史和军事史，研究地域从江南拓展到了全国乃至东亚世界，研究时期则从明清缩小到了晚明。这是一本体现国际学术新潮流、面向社会大众的全球史研究著作，所涉及的时空范围是15 到17 世纪中期的东亚世界。
本书共有七个章节和一个代结语，各章节分别考察了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军事革命以及具体到东亚世界的国际纷争、军事改革和晚明东亚世界的四大战役。在最后的“代结语”中则以“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作为章节标题，总结了从15 到17 世纪中期东亚世界乃至全球范围内充满“剑与火”、“血与泪”的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程。在第一章中，作者便开宗明义地说明了此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分别是“新史潮”、“全球史”、“公共史学”以及“东亚世界”，并且指出15 到17 世纪中期乃是世界历史大变局的开端。哲学家和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一切重大的历史变化都不是忽然发生的，如今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延续，中国的现在也是中国过去的延续。不同于传统教科书中描述
的“闭关锁国的中国”，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19 世纪初期以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各国都来和中国做生意，中国产品出口到各国都是出超，对方必须使用国际贸易中的硬通货—白银来支付，因此在16~18 世纪，世界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了中国。”就像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从1600 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因此在现代重新诠释历史非常必要。其次，在谈及东亚世界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东亚国家吗？中国巨大与多样，所以中国与亚洲其他部分的交流，也具有全方位的特点，同时所涉及的地区也各不相同。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东亚世界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为中国，一为中国以外的国家与地区。本书所谈到的地区是亚洲东部地区，包括今天所说的东北亚、东南亚和中国三个区域。为了避免误解，作者使用“东亚世界”这个名词来称之。最后，世界史上一段特殊的时期，即15 到17 世纪中期，是“世界历史大变革的开端”。这不同于我们熟知的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朝廷重臣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说的“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在作者看来，15 到17 世纪中期的东亚世界不仅仅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而且在东亚世界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第二章到第三章中，作者详细介绍分析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发展，并且分别探讨了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与特征。在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丝绸之路创造了15 世纪以前的世界贸易网络的雏形。在15 世纪以前，世界各主要地区之间尚未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在15 世纪、16 世纪和17 世纪，前所未有的远洋航行的壮举相继出现，这三个世纪也被称为“大航海时代”。大航海时代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则是：生丝与丝织品、陶瓷、茶叶、蔗糖以及香料，在其中充当货币的是白银，大航海时代可以被视为经济全球化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商品、商人和白银共同构筑了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贸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开始，各主要国家的军事技术也在发展变革。在15 世纪以前，军事技术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战场接触，即通过战争传播。16 世纪以前的重大军事技术革命就是火药革命。火药的诞生划分了冷兵器时代与火器时代。自从宋代发明火器以来，金属管制火器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在制炮技术和火药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这在16 世纪的西欧军事革命中发生了转折。16 世纪、17 世纪西欧火器技术的进步是史无前例的，这些进步使得西欧在武器上获得了难以匹敌的地位。
此外，东亚世界的文化圈也发生了演变。在15世纪以前文化视野中的东亚世界里，伊斯兰教产生了第二波东扩的浪潮，同时印度佛教也在亚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书中，李教授提到了“佛教长城”这一概念。从当时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与中国有土地接壤的国家大多信仰佛教，这些佛教国家便成为一道中国与向东扩张的伊斯兰教国家的一堵长城，使得中国得以避免泛伊斯兰教的现象。总的来说，明代以前的东亚世界大体上形成了三个文化圈，即狭义的东亚的儒家文化圈、位于东南亚和南亚的婆罗门教文化圈和位于中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圈。在中国，儒家在经历皇帝的支持后逐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儒家独尊”现象。后来基督教的到来也没有改变这一状况。
早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碰撞，还有与国家利益相伴的国际纷争。在一系列的斗争中，中华传统的朝贡体系失效了，东亚世界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变化。处于乱世中心的晚明中国意识到自身岌岌可危的国家安全形势后采取了军事改革。然而，“划疆自守，不事远图”的中国国家传统国策与明朝的国防战略及问题丛生的军队使得晚明的军事改革运动面对很大的挑战。诞生于烽烟四起的东亚世界中的晚明军事改革运动最终没有能够力挽狂澜。在经历了中缅边境战争（1576~1606）、中日朝鲜战争（1592~1598）、明清辽东战争（1618~1644）和中荷台海战争（1661~1668）这四场战役后，明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晚明军事改革的历史遗产得以保留，并被清朝加以使用和发展。
就像李教授在代结语中所拟的小标题“历史书写真的是可怖的”那样，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早期经济全球化发展历程中可怖的历史。在火枪与账簿的交织中，我们读到的是充满着“剑与火”和“血与泪”的历史。如今我们津津乐道的丝绸之路等早期世界贸易网络带来的并不只是繁荣和平的商业发展，还有背后的商人逐利与权力颠覆。这使得生活在早期世界贸易网络之中的普罗大众时时经受颠沛流离的生活，遭受大规模社会性改宗带来的记忆缺失。这让人不禁唏嘘“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此外，本书激发读者带着强烈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责任感去审视当下的时代。回顾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中国一直是其中的重要角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中华文明在“佛教长城”的隔离下源远流长，这是中国之幸；但是明清时期在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没有能够把握机会转型成为英国那样的世界贸易强国着实令人扼腕叹息。在当下的时代里，其他国家地区的发展变化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置身于全球化的舞台上却拒绝演出是不可能的。这也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去思考今日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与目标。
（王 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