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是卡尔·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是马克思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用血和火的文字写成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批判的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斗争中产生的。《资本论》作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宏篇巨著，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而且也是一部哲学巨著、一部科学社会主义巨著，是一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作为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它以严密的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科学的阐释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原理；作为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是唯物史观的典范，是活的辩证法；作为一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的主要的著作，不仅为工人阶级指出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而且为无产阶级指出了解放的道路。《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为当时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资本论》是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直至去世40余年观察资本主义社会、剖析资本运行的机制和逻辑、探索人类超越资本困境和获得最终解放的途径的记录和结晶。是马克思呕心沥血花费时间最长、着力最多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马克思为写作这本书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19世纪50和60年代是《资本论》的创作和完成时期。《资本论》首版出版于1867年9月14日的德国汉堡。此后，马克思继续为《资本论》第一卷的修订和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积极着手整理和修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由于马克思身体状况的恶化，第二、第三卷未及出版，马克思就与世长辞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承马克思未完成的事业，整理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恩格斯曾打算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可惜未能如愿。思格斯逝世后，《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是考茨基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的创作出版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成熟、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所著《资本论》全书分为四卷，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中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是逻辑顺序与历史顺序相一致的完整的科学体系。第一卷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问题。主要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等问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基础（商品经济）、剩余价值的秘密、资本的本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历史趋势，因而从根本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并且有始有终、首尾呼应，具有逻辑和历史的相对完整性。第二卷考察的是广义的资本流通过程，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主要分析了资本形态的变化及其循环、资本周转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这一卷主要分析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揭示资本主义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过程。第三卷讲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研究了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这一卷讲述的内容达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分配过程的高度统一，主要分析了利润问题、商品资本、生息资本及地租问题及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中心是分析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主要论述李嘉图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批判李嘉图经济学及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

《资本论》是马克思长期参加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并掌握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创作的划时代巨著。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为指导，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它的字里行间还闪烁着马克思在政治、法律、历史、逻辑、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教育、道德、宗教、文学、艺术、语言等方面的天才光辉和卓越见地，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指导。

《资本论》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它的正确、科学、预见性，始终闪耀着伟大真理的光芒。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资本论》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于1867年诞生之后，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剖析至今仍具有现实的实用性。对于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些问题提供了许多新思路和思考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仍然需要到《资本论》中找寻出路，汲取营养。因此，理解和应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下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实现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层次。全面、完整地理解和把握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无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追本溯源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下取得的。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汲取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思想资源，初步探讨其在新时代的现实意义与价值，结合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就能为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政策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